“文化”一词在考古学研究中曾长期背负着负面声誉——这并非没有缘由。20世纪初，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·科辛纳主张将“考古文化”与特定种族及民族群体直接等同。这一观点最终被他用于追溯所谓“日耳曼民族”的历史，并宣扬其优于其他民族的极端主张，甚至为纳粹宣传所利用，成为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灭绝战争服务的伪科学工具。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‘文化’概念在考古学领域始终伴随着深刻的不安。然而，这个词至今仍频繁出现于学术表述中，例如‘新石器时代纺锤瓶文化’这类术语，”考古学家约翰娜·布林克曼解释道。她与哲学家韦萨·阿尔波宁共同在基尔大学“ROOTS”卓越集群的支持下，对这一矛盾现象展开了系统研究。相关成果已发表于专业期刊《日耳曼尼亚》。
考古学中的文化概念倚赖于三大支柱
两位学者指出，考古学中的“文化”概念实际上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，而非单一基础。“其中一支即科辛纳所代表的民族中心主义、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体系。这一支柱在科学上已完全站不住脚，不具继续研究的价值，”韦萨·阿尔波宁指出。
然而，另一支柱源自文化进化理论。“在此视角下，文化被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，文化能力——从技术技艺到思想观念——在代际间传递延续，”约翰娜·布林克曼补充道。
第三支柱被命名为“文化主义”。该取向通常对文化进化论的假设持保留态度，认为其往往陷入简化论与环境决定论的窠臼。在文化主义者看来，文化更接近于由独特形态构成的整体，难以被普遍模式所归纳；同时，文化也被理解为特定社群中共有的思想与实践体系，并能够通过传递得以延续。
研究联结至基尔大学宽容研究议题
除上述三大理论支柱外，研究者还提炼出与文化概念紧密关联的五个核心维度：“我们常将人群置于特定空间之中——那里是他们的定居点、建筑及其他持久性结构所在之地。同时，我们不仅视其为个体，也将他们理解为可通过人类学、社会学或考古学方法归纳的群体成员。这些群体将其理念与习俗传递给后代，也与其他社群交流。所传递的内容既包括实物与物质遗产，也涵盖信仰、价值观及意义体系。这五个方面——地域、群体、传递、物质文化、思想观念——共同构成了文化概念的核心内涵，尽管在不同支柱下其解释可能各异。”约翰娜·布林克曼总结道：“这解释了为何在某一支柱崩塌后，文化概念在历史研究中依然保持其解释力。”
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，实质是关乎人类共同体研究的核心命题，它联结着遥远的过去与当下。如今，“文化”概念不仅关乎社会定位，更频繁出现于社会分化相关的讨论中。“我们常用‘文化战争’‘取消文化’等术语来描述当代社会立场、身份群体间的张力，”韦萨·阿尔波宁指出。此项研究作为ROOTS集群“反思转向论坛”的一部分，也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学术基础。“这自然将我们引向宽容研究的领域——基尔大学德国研究基金会（DFG）资助的‘宽容研究小组’正致力于此，”这位跨学科学者强调。除在ROOTS的工作外，阿尔波宁也在该宽容研究小组中主持哲学子课题，聚焦“宽容的困境与可能：概念与实践多样性的挑战”。
